热点资讯为啥红军到了陕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就不死追了？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此乃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关键环节。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难跋涉抵达陕北，此时队伍疲惫不堪，仅余数千人。国民党几十万追兵一路紧追不舍，按常理此时应是“乘胜追击”的时机。然而，国民党追击行动逐渐放缓，最终演变为“只围不攻”策略。
此事并非蒋氏突然改变态度，其中缘由颇为复杂。
红军进行分兵部署，国民党也随之陷入分散注意力的状态。
此事需从红军内部情况谈起。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完成会师，这原本是值得庆贺之事。然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凭借自身兵力、武器优势（约8万人），与中央产生分歧。中央主张北上抗日，其却执意南下，认为四川盆地或青海、新疆等地更为安全。
双方均无法说服对方，最终在9月，中央红军自行向北进发。
红四方面军主力及部分原属中央红军的部队，总计约八万人，转而向南进发，此分裂举动影响重大。
此次“分家”举措对北上的中央红军助力极大：
蒋介石见红四方面军向南突进，心生警觉。若其真在四川立足，后果堪忧。他随即下令，将原本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胡宗南等精锐部队调转方向，派往川西拦截红四方面军。1935年末至1936年初，四川境内集结了蒋介石二十余万中央军及川军，意图围剿红四方面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仅余七千余人，状态极为疲弱。彼时，追击主力部队均被牵制于四川，无暇顾及陕北局势。待红四方面军于川西遭受重创，兵力由八万锐减至四万后，直至1936年6月方重新北上。此时，中央红军已在陕北稳固根基。
红四方面军此举，客观上为中央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
陕北地区，蒋介石的军队难以施展，地方军阀也各自心怀异志。
陕北地区对红军而言是块有利之地，对蒋介石军队来说则颇感棘手：
黄土高原地貌复杂，沟壑纵横，宛如迷宫。红军在此开展游击战、进行伏击作战极为得力。而蒋介石的中央军虽装备精良、兵力众多，但重型武器在沟壑中难以发挥作用，且后勤补给线路漫长，运输粮食弹药困难重重，还频繁遭受红军小股部队袭扰。陕北地区经济落后，难以支撑大量军队，若中央军大规模进驻，仅粮食消耗便可能使其陷入困境。
蒋介石深知，直接调遣嫡系中央军前往陕北，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他采用“借刀杀人”之计，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令东北军与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十七路军）作为围剿主力，自身仅提供有限支援。意图使地方部队与红军相互消耗。然而，这些“邻居”均各有打算：
山西的阎姓军阀担忧中央军借道陕北进攻，对其根据地构成直接威胁，故严密布防，禁止中央军主力部队通过其辖区。
宁夏老马麾下的骑兵虽具实力，但其主要意图是防范红军进入宁夏境内，并无意愿前往陕北为老蒋效力。
陕西的老杨虽为当地人士，但老蒋始终对其有所防范，老杨对此心如明镜。此外，其部下官兵受抗日思潮影响，与红军作战时敷衍了事。
此外，不少人认为陕北原为荒芜之地，是红军抵达后才进行开发。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此之前，陕北地区已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红军队伍（包括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及地方苏维埃政权。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与当地红军合并，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具备一定规模。待中央红军抵达后，迅速拥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摆脱了长征途中那种可能随时被冲散的流动作战局面。蒋介石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并非易事。
张学良与杨虎城：不愿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利刃”
蒋介石意图使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充当“剿共”主力，然而这两支部队表现消极，未能如其所愿。
张学良所率东北军人数达十余万，武器装备优良。然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因未作抵抗而失去东北地区，张学良因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东北军官兵均感愤懑，皆欲收复故土。东北军抵达陕北后，见红军宣传抗日，心中更觉不是滋味。东北军与红军发生数次战斗，如1935年10月的劳山之战、11月的直罗镇之战，东北军两个主力师（110师和109师）被歼灭。蒋介石非但未予抚慰，反而借机撤销这两支部队番号并停发军饷，显然意在借红军之手削弱东北军实力。张学良深知，若继续“剿共”，其麾下兵力将消耗殆尽。
杨虎城为陕西地方势力代表，既担忧红军势力扩张，又惧怕蒋介石中央军进入导致自身被排挤。因此，对红军作战采取回避策略，1936年初与红军秘密达成停战协议，基本停止军事对抗，并暗中开展贸易活动。
1936年，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联络愈发频繁。双方达成共识后，前线出现特殊现象：两军士兵隔着战壕交谈、互赠香烟，交战时枪口均朝上射击，仅为应付形式。东北军偶尔还会暗中向红军输送子弹及药品。
蒋介石并非愚钝之辈，他清楚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行动上有所拖延，但仍认为局势尚在其掌控之中。1936年10月，他平息了南方“两广事变”的骚动后，随即前往西安亲自监督战事，向张学良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全力进攻红军，要么东北军调至福建，西北军调至安徽，改由中央军接管。此举无疑是要削弱张杨的势力，夺取其地盘，将二人逼入绝境。
后方生乱：蒋介石因“两广事变”受阻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且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南方突发重大变故。1936年5月，广东与广西掌权者陈济棠、李宗仁及白崇禧（合称“两广”）趁其政治后台胡汉民骤然离世，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胡汉民离世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随即提出废除两广地区的半自治状态，要求其交出军事、财政及人事管理权。此举实质上是要求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放弃武装与权力。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向全国通电，以"抗日救国"名义发起反蒋行动。双方集结三十万兵力（广东方面二十万，广西方面十万），配备海空力量，分多路向湖南推进，来势迅猛。
后方出现严重危机，情况远比陕北严峻。蒋介石迅速调遣可用精锐中央军，数量近40万，前往拦截两广联军。同时，他采取金钱攻势：以300万港币贿赂广东空军司令，使其携数十架飞机归顺中央；又以150万大洋策动广东军长余汉谋倒戈。陈济棠难以支撑，于7月18日辞职逃离。
解决广东问题后，蒋介石意图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采取行动。广西方面态度强硬，集结了十五万民团准备坚决抵抗。当时，全国范围内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考虑到强行进攻代价过高，遂于九月与广西达成和解。
走投无路的张杨：西安事变，震惊全国之扣押
1936年12月上旬，已处理完南方问题的蒋介石气势汹汹抵达西安，驻于临潼华清池，意图对陕北红军展开“最终攻势”。
他向张学良明确提出两个方案：方案一，东北军即刻全力攻打红军；方案二，东北军收拾行装前往福建，杨虎城的西北军调至安徽，陕西将由中央军接管剿共事务。这两个方案对张杨而言均无益处：攻打红军无异于自寻死路，离开根据地（西北）前往陌生南方，部队终将被蒋介石吞并。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游行活动，表达抗日诉求，遭军警开枪阻拦，导致学生死伤。张学良赶赴现场安抚，学生高呼“支持张副司令抗日”。此事对张学良触动极大。在蒋介石逼迫下，又逢民众抗日呼声高涨，张学良与杨虎城决定采取行动。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突袭华清池，在骊山寻得藏于大石缝隙中、身着睡衣的蒋介石并将其活捉。与此同时，杨虎城在西安城内扣押了陈诚等随蒋而来的军政要员。
被扣押的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应允张学良、杨虎城所提条件：停止对共军围剿，携手共同抗日。此后，国共双方虽仍有摩擦，但大规模军事“围剿”行动已彻底终结。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至延安；同年2月，国民党召开会议，间接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持续十年的内战基本结束。
西安事变发生当夜，西北局势犹如一盘棋局：蒋介石意图彻底消灭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为求自保采取行动；共产党借机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这一事件使中国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开启了“全民族团结对外”的全面抗战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