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冯国璋后代讲述家族历史
冯国璋，字华甫，诞生于1859年1月7日，即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四日。他在1917年8月1日于北京怀仁堂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遗憾的是，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载。
去年，即2009年，恰逢祖父仙逝九十周年。早在2007年，河北省河间市委、市政府便已着手修复位于祖籍地河间市西诗经村的祖父国葬墓，该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严重破坏。经过部分重建，墓园于2009年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文史领域亦迎来了崭新的面貌。对众多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研究，均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一背景促使我们产生了记录祖父生平事迹的念头。通过追溯家中长辈的口述历史，我们不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必要的澄清、更正和补充，也使得世人能够对祖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及其人格特质有更为真实和深刻的了解。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刚范先生，笔名公孙訇，曾对祖父的生平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撰写了《冯国璋年谱》一书（以下简称《年谱》）。刘刚范研究员曾向我们阐述道：“冯老先生一生功勋卓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作为中国现代军事的奠基人之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其次，自民国建立以来，他坚定维护共和体制，坚决抵制帝制，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关键人物；最后，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坚决反对段祺瑞发动内战以武力统一国家，力主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刘先生对祖父的这三点评价，既贴切又中肯。
01、家境贫寒，辍学参军。
祖父在1871年至1875年间，于家乡河间的毛公书院潜心修读，其优异的学业表现，使得他在毕业考试中脱颖而出，成绩名列前茅。1881年，他踏入保定莲池学院的大门，然而，家境的贫寒使他不得不在次年中断学业。1884年，他毅然决然投笔从戎，来到了天津大沽口。父亲曾这样描述祖父的早年经历：“爷爷自幼便热爱读书，在毛公书院求学时便成绩斐然。因家境困顿，无力继续深造，他才选择投身军旅，最初担任的是炊事员一职。”这些，都是我们从父亲的口中，对祖父童年境遇和早年经历的最初认知。凭借在军中吃苦耐劳的品质以及过人的文化素养，祖父很快被推荐至北洋武备学堂。在学堂休假期间，他回到河间参加乡试，一举考中秀才。随后，他重返武备学堂，专注于步兵科的学习。1890年，祖父以优异的毕业成绩，被学堂留任，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员。
父亲回忆道：“爷爷对聂军门（聂士成将军）极为敬佩，于是毅然加入了他的麾下。聂将军因战功赫赫，曾荣获清朝皇帝赐予的‘巴图鲁’荣誉称号。爷爷秉持忠诚，对职责坚守不移，因此深得聂军门的赏识。”在那个时期，祖父被誉为“武校文生”，曾多次随聂将军踏足东北三省的边境地带，协助绘制地图并撰写注解。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与聂将军共同编纂了《东游纪程》。此举使得清军对辽东地区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也为聂将军日后在东北地区指挥抗击日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祖父亦受到了聂将军的特别器重。
02、朝鲜战败 小马渡江
1894年6月，祖父随聂将军踏上了前往朝鲜的征程，以抵御日本的侵略。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未能洞察到日本出兵朝鲜的真实意图，是为日后入侵我国做铺垫。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因装备落后、兵力单薄，加之主帅叶志超的懦弱无能，尽管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祖父亦英勇奋战，但在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面前，淮军无法抵挡其猛烈攻势，被迫节节败退。这是一场打得激烈、跑得艰辛的惨烈战争。
《年谱》中记载，彼时冯国璋及其护卫阎升，仅凭一匹马便勇猛地横渡了江河。
在这段历史篇章中，我们不止一次从父亲及亲人的口中听闻：“那一年，爷爷随聂军门赴朝鲜作战。面对众多日军和精良的武器，清军节节败退，爷爷无奈只能率队撤退。他与卫兵阎升一路向北，直至鸭绿江畔，正苦于无法渡河之际，一匹灰黄相间的小高丽马从林中疾驰而出，挽救了他们二人的生命。爷爷和阎升紧紧拽住马的尾巴，成功渡过了江。那匹马，一匹母马，自此成为我们家的功臣，专人照料，悉心呵护。小高丽马后来又产下一匹小马。”老马离世后，那匹小马也受到了特殊的关爱——我的伯父和兄长们时常前来看望，呵护备至。父亲曾讲述：“马通人性，记得有一次，照料小马的人来见三大爹（我们的三伯父冯家遇，字叔安），说小马食欲不振，仿佛生病了。三大爹立刻前去探视，轻拍它说：‘这老东西，还没死呐。’观察了一阵，便离开了。可刚一进屋，照料马的人又来报告：‘小马躺下了，什么也不吃了。’三大爹闻言，立刻说：‘知道了。’急忙赶到马棚，蹲下身来轻抚小马，笑着说：‘老家伙，你怎么不懂我在开玩笑呢？我在跟你说笑话。’说着，亲自下手，用精选的饲料和青草混合，亲自喂食小马。小马吃了几口后，突然站了起来。三大爹又安慰了几句，这才离开，小马也渐渐好转。”
父亲续道：“那两人渡过河流，又饥又渴，疲惫不堪，行至山麓，遇见一位小和尚。他们向小和尚恳求水与食物，小和尚在得知两位施主的尊姓大名后，说道：‘施主请随我一同上山，家师有命，在此恭候大驾。’两人心怀感激，又带着几分好奇，跟随小和尚攀登峰巅，安顿于庙中。老和尚与爷爷交谈之际，他言道：‘你将来必成大器，日后若有需我之处，我自会前来寻你……’在庙中休养数日，向老和尚表达了谢意后，爷爷便重返聂军门的麾下。”——此事当发生在1895年十月。
20多年后，即民国6年（1917年）时，祖父已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职。父亲回忆说：“有一天在总统府（现中南海）有人来报：‘有一个东北出家人求见’，爷爷一时想不起来，后来来人说起在东三省一个庙里接待过爷爷时才想起来，赶紧说请。爷爷见了老和尚非常高兴，一面款待，一面留宿。老和尚说：‘我来找你，是有一件事要托付你，我们东北将要有大难，我把我们寺里的镇寺之宝拿来了，请你收下帮助保管，怕大难来了毁了。我这镇寺之宝是四个玉碗和一个玉瓶。’老和尚说着拿出来给爷爷看。爷爷想了想说：‘你的来意我已明了，你远道而来，我自当尽地主之谊。然此镇寺之宝，我无法全数收下。我愿代你保管四玉碗，玉瓶则请你携回。日后自当还有相会之时。’老僧逗留数日，携玉瓶离去，此后再无音讯。”父亲推测，老僧所述之东北大难，或许指的是日军密谋发动侵华战争之事。他说，那四玉碗一直由我们的大姑（冯家逊）保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姑遭受迫害，不幸自尽，此四玉碗自此音讯全无。
依老一辈所言，在清朝末年，祖父投身聂士成将军麾下，曾随聂将军驻守摩天岭长达三月之久。那期间，祖父与聂将军并肩作战，共同取得了一次对日军的胜利。父亲曾回忆道：“尽管甲午战争以败北告终，但爷爷曾与聂将军携手，以誓死之志，率领部队成功围困日军，赢得一场胜利。”在摩天岭，聂将军所部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与敌军展开激战。祖父凭借其军事学识，向聂将军献计，在多处竖起清军旗帜，布下众多兵力以迷惑日军，并在要害位置部署重兵进行截击，这正是兵法中“虚实并用”、“声东击西”战术的巧妙运用。最终，在援军的协助下，成功击败了日军。在当时东北的战场上，这是唯一一支击败日军的队伍。因此，聂将军因功而名垂青史，祖父亦功勋卓著。经此一役，祖父成为了聂将军的得力心腹和亲信爱将。
然而，面对对日作战的败局，局势已然无法逆转。辽东半岛的沦陷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那项丧失主权、令人蒙羞的《马关条约》。1895年1月底，祖父随聂将军驻防山海关。彼时，因祖父在抗日期间表现出的勇敢与功绩，他的官职已从五品升至聂军军械局的督办之位。
祖父两度受命远赴日本进行军事考察。首度之旅，发生在1895年四月，当时他以武官的身份，随同裕庚使团前往日本，致力于军事研究。父亲曾向我们娓娓道来：“裕庚，即祖父在武备学堂的恩师，对他寄予厚望。在日本，祖父的眼界得以拓宽，结识了一批杰出的日本军事英才，并向他们潜心学习。他深入探究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技术、训练方式与理论。归国之后，祖父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兵书，广受好评。”
作为甲午战争的亲历者，战败的教训使祖父早有改练新军的思想，所以到了日本，他特别注意考察现代军事。日本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术等，都是他考察、学习的目标。我父亲曾经提到：“爷爷曾对裕庚言：‘现今已是洋枪洋炮的时代，大刀长矛如何能与敌军抗衡，这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我认为我国必须练就新军，全面革新，否则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裕庚深以为然，并表示朝廷中亦不乏有此见解者。”随后，清政府派遣祖父与朝廷官员铁良、风山一同赴日进行第二次军事考察。这两次考察让祖父在现代军事科学领域的认知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赴日本进行考察后所著的兵法之作，曾赠予聂将军及荫昌（字午楼，时任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祖父的恩师，对祖父的卓越才能及所著数本兵书赞赏有加。
03、辅佐袁，练新军
1896年的岁末，清政府毅然决定派遣袁世凯前往小站，担任新军的督练重任。当时，祖父在武备学堂的昔日同窗王士珍、段祺瑞等人也云集小站，这一幕深深触动了祖父的心弦，然而也令他感到纠结。祖父固然心向往之，欲投身新军的练兵行列，但聂将军对他有知遇之恩，使得祖父难以启齿，提出离职的请求。正如父亲所述：“最终，是荫昌大人鼎力推荐，袁世凯再三向聂将军恳请，聂将军方才同意将爷爷送至小站。离别之际，二人依依不舍，泪眼相对。”
抵达小站后，袁世凯以亲切而周到的礼仪接待了祖父。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将祖父珍藏的数册兵法视为无上珍宝，并赞誉祖父为“学界翘楚”。祖父与袁世凯同年出生，且比袁世凯年长数月（袁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素有礼贤下士的美誉，很快便以“四哥”之称称呼祖父，并将新军操练及营务等事务全权委托于祖父及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人。祖父在小站勤奋工作，并与王士珍、段祺瑞共同编纂了23册全新的练兵教材，这些兵书日后成为清末我国军事院校训练新军的主要参考书。三人共同在袁世凯麾下取得显著成就，德国教练亦对其赞誉有加，后世将他们誉为“北洋三杰”。
父亲回忆道：“在那个小站，爷爷真是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骨气。那时，我们聘请了几位德国军官担任教练，德国人傲慢无礼，对中国军官嗤之以鼻。爷爷若有所失，便与他们讲道理，对方欲动粗，却被爷爷的士兵制止。随后，对方还将爷爷告上了朝廷，但最终，朝廷还是将他驱逐出境。”
关于此事，诸多史料中均有记载：当时，小站练兵特聘数位外籍教官，其中一位德国人名叫曼德。此人傲慢无礼，早已被清朝官员所纵容。某日，曼德酒后失态，起床晚点，导致原定训练计划受阻。当时，祖父及士兵们不畏严寒，在操场上耐心等候，而他迟迟未至。祖父只得亲自寻访，曼德不仅不道歉，反而态度蛮横，意图动粗，幸被士兵制服，并未对其造成伤害。然而，他却反咬一口，通过德国公使向朝廷诬告祖父。袁世凯闻讯后，亦深感忧虑。祖父遂提议，邀请英国记者在报纸上揭露真相，引发舆论哗然。此举迫使朝廷下定决心，明确外国教练的职责，并解除与曼德的合约，将他驱逐出境。此事过后，袁世凯声望大增，对祖父也更加器重。
小站练兵在中国现代军事史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揭开了我国军事现代化的序幕，更培育了众多军事人才及政治精英。追溯至民国初期，一众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总理、总长以及众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均曾出自小站练兵之地，这也奠定了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派”势力。
从小站练兵直至1909年袁世凯被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以“患有足疾”为由勒令“开缺回籍养疴”暂时赶出政治舞台为止，祖父一直在袁世凯幕下任职，主要为其主持军事教育。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编练常备军，其自任军政司督办，委祖父为教练处总办，并兼“练官营”、“保定将弁学堂”、“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总办等职；1903年袁为清廷练兵处会办大臣，又委祖父出任“军学司正使”等职，祖父在北洋集团中的地位及威望也来源于此。史料上记载“祖父所培养的北洋各学堂学子，人数已达数千。今日无论为将帅或校尉，无论为部曹或幕职，凡出自北洋者，无不曾是其门生或弟子。”
自小站练兵以来，袁世凯的声望与日俱增，祖父亦紧随其后，相继担任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督办、练兵处军学司正使、保定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督办以及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等重要职务，且屡获清廷的嘉许与表彰。
袁世凯对祖父的赏识、提拔与重用，祖父始终心怀感激，屡次表达“受恩深重”的感慨。无论是在清朝的末期，还是在民国的初创时期，袁世凯对祖父的信任与倚赖始终如一，诸多重大事务，无不依赖于祖父的协助得以圆满完成。
我时常聆听父亲述说往昔：“你祖父任职于那座贵族的学府，时为总办。那里汇聚了蒙古与满清的显赫子弟，学堂内更是设有‘王公讲习所’，定期授课者，不乏王公大臣之流，甚至涛七爷（载涛，系溥仪的叔父，摄政王载沣的亲弟弟）也曾莅临听讲。有些八旗子弟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旁人因惧怕而不敢责罚，唯独你祖父无所畏惧，动辄以鞭策之。”此番经历，至今仍深烙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