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延安时期的隐蔽战线实录
01、国民党军情报不灵。
胡宗南攻克延安仅一个月，却接连遭遇三次战败。原本意图歼灭彭德怀所部主力，或将中共中央驱逐至黄河之北的战略企图，均未得逞。两整编军九旅的兵力，在陕北的荒芜之地，盲目地四处游走，翻山越岭，露天宿营，物资消耗殆尽，士兵们疲惫不堪，但仍未能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的踪迹。
国民党将领在谈起这段经历时，一个共识就是国民党军的情报太差，与解放军情报准确、消息灵通形成巨大的反差，所以才打败仗。原167旅500团团长曾祥廷回忆：“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二日，我抵达晋南安邑担任团长，上任不久便面临战事。大约在七月，我们接到命令进攻闻喜。在命令下达前，我团收发报机已频繁收到广播，其中共产党透露了胡宗南部队即将北进的情报，甚至提到了具体番号。三天后，我们接到与共产党三天前相同内容的命令。换言之，当我们西安绥靖公署决定对共产党采取行动时，他们的情报已先行一步。我们对此感到困惑：三天前我们一无所知，共产党如何能事先知晓？三天后，我们依循共产党的指令出征。当时，无论是战是和都十分棘手。战，部队缩编，士气受挫，战斗难以进行。整编第1师虽为最佳，但一个师仅辖三个旅和六个团，有的部队如78军甚至仅剩一个团。我深知这场战争难以取胜，持续作战毫无希望。因为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直到俘获俘虏后才得知其番号和指挥官身份。战前，我们对战略战术情报一无所知，完全依赖战时情报。中共常以优势兵力与我军接触，一旦形势不利，他们便隐匿不见，难以寻觅。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
蟠龙镇守军167旅旅长李昆岗及449团团长不幸陷入重围，此围困由彭德怀所率领的主力部队实施，兵力至少数以万计。彭德怀全力对付我旅部一团，449团起初尚能抵挡，但局势突变，终被击溃。449团团长萧伯廉曾亲口向我透露：“共产党对我团团长以上人员的资料，均有详尽的记录，一一记载在厚厚的册子里，了如指掌。相较之下，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周密。”
在台湾时期，蒋介石曾接见曾祥廷，并就大陆战事征询其意见。曾祥廷直言不讳地回应道：“相较于共产党，我们存在两大劣势。首先，情报工作明显不足，无论是战略情报还是战术情报，均缺乏有效信息。其次，在行军方面，我们亦不及敌军。敌军轻装简行，行军时无需携带粮食，仅携带着步枪子弹，便能在一天一夜内行进一百八十里。”
曾祥廷所讲述的，是基于其亲身经历，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为何国民党军有充足的人力和财力，条件远胜于共产党，却在情报工作中不如后者？这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在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秘密战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2、中共西安情报系统
自1927年国共展开武装抗争，隐蔽战线的交锋便拉开了帷幕。随着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周恩来同志创立了中央特科，亲自执掌并领导情报工作。中共党员秘密渗透至国民党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内部，构建情报网络，全方位掌握国民党动态。他们把握先机，主动出击，确保自身安全；同时，打击叛徒，使国民党企图破坏中共机关的企图屡屡受挫。当时国民党仅拥有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无论在人员素质还是技术手段上，均无法与中共特科匹敌。国民党腐败之风盛行，导致众多工作人员对其失去信心，许多出于信仰和追求进步的人士，因此被中共发展成为地下情报人员。而中共组织结构的严密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有效，使得国民党特务无懈可击。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实现合作，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获得合法活动地位。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广泛布局，构建了覆盖更广、层次更深远的情报网络，其中不少关系犹如“闲棋冷子”，长期潜伏，关键时刻方才动用。国民党党政军部门在招募人员和任命职务时，往往依赖社会关系推荐，政审环节亦不尽人意。尽管存在中统和军统特务机构，但防范仍然难以周全。在陕北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彼时，中共于西安设有两大情报网络。其一隶属于中共中央社会部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其二则由王超北领衔的西安情报处构成。
王石坚，1911年至1982年生于山东文登。193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次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担任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一职。不幸的是，1933年5月，他因叛徒告密而被警方逮捕。面对首次入狱的困境，王石坚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积极参与了监狱中的秘密党组织活动。1935年6月，他被转移到南京接受审判，最终被判刑八年。随着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将关押在南京等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予以保释。王石坚获释后前往延安，并受到了重用。1941年夏季，他被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往西安，负责情报工作。在这一岗位上，他与陈忠经、熊向晖、申健等地下情报人员建立了联系，致力于组织发展和情报搜集工作。
陈忠经，1915年至2014年逝世，祖籍江苏仪征。1934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他曾担任学生会主席，并积极参与一二·九运动。1937年，他毅然报名加入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从长沙辗转至西安。在那里，他赢得了胡宗南的信任，并被任命为西安市三青团书记。他思想开明，坚决主张抗日，并深刻认识到唯有中国共产党方能拯救国家。1940年，他勇敢地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不久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与熊向晖、申健等人组成了中共在胡宗南集团内部最为关键的情报网络。
自1941年踏入西安，至1947年第二次被捕，王石坚在短短六年间，以西安为枢纽，成功构建起一条贯穿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情报脉络，为延安输送了众多宝贵的情报。在陈忠的掩护下，王石坚在西安稳扎稳打，不仅巩固了既有的情报联系，更将情报网络进一步扩大。起初，王石坚在西安隐匿身份，昼伏夜出。然而，他的行踪终究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在危急关头，申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成功救下了王石坚。
申健(1915—1992)，河北大城人，1937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来到西安后深受胡宗南赏识，当时胡宗南需要招募大量青年，他接替陈忠经任西安市三青团书记。利用三青团组织，他能掌握大量情报，还加入军统和中统。一天，一个三青团员来报告：“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包围了，准备抓人。”申健一听就明白那是王石坚的住宅，设有秘密电台与延安联系。他与陈忠经商量，决定去救王石坚。申健骑着自行车径直冲进王宅，找到抓捕的中统特务，怒气冲冲地说：“王石坚是我们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你们不打招呼就动手抓人？”对方见三青团书记来了，连忙道歉：“抱歉，误会了，误会了。”
此事过后，陈忠经作出决定，为王石坚赋予一个公开的身份，使他得以从“地下”迈向“地上”。两人凭借中央特批的300万元（旧币）开办资金，在胡宗南的支持下，于西安西大街开设了“研究书店”，陈忠经担任董事长一职，而王石坚则出任经理。随后，他们又创办了《新秦日报》。相较于“研究书店”，“新秦日报”更具优势，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办事处、派遣记者，拓展了更广阔的工作领域。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活动始终紧密围绕胡宗南展开。他曾多次设法让熊向晖秘密获取胡宗南的密码，然而熊向晖却认为此举风险极高，一旦泄露，所有努力将功亏一篑。正因熊向晖的谨慎行事，他才得以始终保持胡宗南的信任，从未露出任何破绽。在关键的时刻，熊向晖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
1947年三月，胡宗南自南京返回西安，筹备对延安的进攻。熊向晖陪同胡宗南前往洛川指挥部，得以掌握胡宗南的最新作战计划与部署。谈及情报的获取，熊向晖回忆道：“上述新情况至关紧要，关乎中央安危，然而我无法亲自前往西安告知王石坚。我向来不依赖密写、密码、缩影等特殊技术，而此次情况又不宜使用暗语，只得违背秘密工作的常规，将信息白纸黑字记录在纸上，封入信封内，信封上署名王石坚的代称，并附上另一封信件给潘裕然，叮嘱他切勿拆阅，并尽快转交。随后，我将这两封信件一同装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专用信封，封口后，信封上注明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众所周知，‘研究书店’背后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我服务团的旧识，曾接受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并在西安的三青团等政治机构工作过，他以文职身份获得了上校军衔，与王石坚保持着自然联系。虽然不确定他是否是情报工作者，但我知道他诚实可靠，他的父亲潘家洵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下的机要交通员经常往返于西安与洛川之间，传递书面文件。我与他们颇为熟络，他们对我交代的事务总是恪尽职守。我亲自叮嘱他们直接交给潘裕然，并要求他们出具收条。尽管知道这存在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危及生命，但这却是我唯一可行的办法。”
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出发后，还要去延安，这样就无法及时向王石坚通报情况了，他很为此担心。王石坚回复表示：“战略层面的主要情况已明晰，细节部分将由他人负责调查。”熊向晖却不知晓，王石坚手中尚握有一张王牌——胡宗南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
戴中溶，生于1909年，卒于2007年，籍贯上海嘉定。1934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恰逢胡宗南将军到交大招募人才，戴中溶便毅然加入了胡宗南的部队。那时的戴中溶，尚是一名纯真无瑕的学生，一心专注于技术的研究。在甘肃天水，他服务于国民党第1师胡宗南部，负责建立无线电通信网络。此后，戴中溶升任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并身兼电讯科科长、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等职。他协助胡宗南将军建立了完善的军用无线电台系统，因才干卓越，深得胡宗南的赏识与信任。
戴中溶坦言：“身为机要处副主任，我所负责的是无线电部门，虽然不直接处理电报，但我在机要处中担任要职。译电室作为核心要地，规定仅胡宗南将军与参谋长有权出入，而我却享有特殊待遇。我常能自由出入译电室，甚至偶尔还会查阅电文。因此，我对译出的来电及未发出的去电了如指掌，包括胡部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往来电文，无所不知。译电室中密码本堆积如山，每人一本，既有通用也有专属。译电员在行军途中，每人携带一个行囊，均有专人负责保护。我与译电室同仁关系融洽，该室位于师部最后一进院落，我亦居住于此隔壁。胡宗南将军及参谋长等亦同住此院落。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即便如此，胡宗南将军亦深知我心。”
1938年，戴中溶的妹妹戴中扆（后改名黄葳，新中国成立后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的夫人）来西安找他，给他讲了共产党和延安的情况。戴中溶希望去延安参加革命。当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德峰知道后，考虑到戴身份特殊，劝他留在胡宗南部队中，不要离开。吴德峰表示：“将一人渗透进去实属不易，即便从外部打入，也难以拥有戴中溶如此优越的条件。”另外，关于入党的问题，上级指示戴中溶暂时不宜入党，但他必须坚守岗位，利用职务之便协助搜集情报。戴中溶对此表示赞同。借助黄葳的联络，戴中溶成为了中共的秘密潜伏者。
戴中溶在隐蔽战线上贡献颇多。他屡次为共产党采购受国民党特务严密监控的电讯设备，并将胡部的电讯联络、作战序列等信息通报至延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及时传递了关键军事动向的情报，为延安的保卫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戴中溶，作为一位至关重要的内线，起初由罗青长秘密联络。罗青长归返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后，便将戴中溶的任务转交给了王石坚。胡宗南对保密工作极为重视，他所收到的机密电报，虽由机要室主任亲自递送，但电报的信封两端均严密封口，并附有机械打印的保密条，使得他人难以擅自拆阅。熊向晖无法接触众多机密电报，然而戴中溶作为机要室副主任，却有机会审阅那些“尚待送达胡宗南或尚未发出的电报”，诸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上报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以及部队调动等相关内容。在胡宗南尚未得知这些机密之前，戴中溶早已事先知晓。
戴中溶坦言：“从事情报工作，我无需窃取，所需信息皆在我视野之内，获取极为便捷。我的核心职责是核实或搜集重要情报，部分情报经我确认，其余则由其他情报渠道搜集。我的任务实则颇为简单。我未曾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必要时即便须撰写，亦需销毁。关键在于遵循指示，切勿擅自行动。记得当时中央派遣一位同志赴西安开设书店，此人在西安颇受欢迎，表面上看他只顾交际应酬，与胡宗南的情报系统并无交集。他委派了一位青年担任我的副官，名叫王金平，自称是流浪至西安的同乡，实则来自徐州。我所参与的一项较为知名的情报工作，或许是提供了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军事动态情报，这对保卫延安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央为此特意发电报予以表彰。”
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陈忠经、熊向晖、申健三人因深入胡宗南势力内部，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后三杰”。胡宗南对他们寄予厚望，视为人才，甚至于1947年7月将他们派往美国深造，直至新中国成立才返回祖国。他们离任之际，王石坚的情报工作主要依托戴中溶。然而，王石坚于1947年10月被捕，戴中溶并非因王石坚的供述而被牵连，而是因北平被捕人员案情的牵扯。鉴于这一情况，胡宗南对戴中溶并未完全信任，试图为他开脱。戴中溶在狱中并未遭受严重迫害。1949年5月，随着杭州的解放，他与难友们一同被解放军救出。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得以归队，并于1950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即便王石坚的情报系统遭受重创，中共在西安的情报网络依旧稳健运行，其核心支撑正是由王超北所率领的西安情报处。
王超北，1905年生于陕西澄城，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便加入了青年团。1925年，他在西安完成了向共产党员的转变。起初，他在陕西投身于兵运与地下联络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公开身份，担任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长的职务。随着全民族抗战的拉开序幕，他在叶剑英、林伯渠的领导下继续奋斗。1945年，王超北秘密从西安前往延安，接受了潜伏任务，并归来后建立了西安情报处。
为了构筑一个稳固的秘密电台，王超北在其宅邸内精心设计并建造了一套复杂的秘密设施。位于西安大莲花池街7号（现63号）的院落中，他巧妙地实施了一个复杂的工程。地下五米深处，他挖凿了两个窑洞，其中一个用于文件印刷，另一个则安置了电台，并配备了通往地面的天线设备。此外，还设有存放密码和文件的密室。大小便设施通过深井处理，调节空气的天窗则巧妙地设置在厨房的烟囱之中。信息的传递与食品的输送，均通过后院的水井完成。地道设有三个入口和两个出口，入口均巧妙地隐藏于各个房间的壁柜之中。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只需拉起活动木板便可迅速进入地道，随后关闭木板，便能不留痕迹。出口则位于邻近同志的家中，从炕底潜出后，即可转入另一条巷道。地下通道狭窄至极，仅能容纳一人匍匐前行。通道中还设置了翻板、木盖和石磨，以便在敌人发现时，能够进行抵抗，并为销毁电台和文件争取宝贵时间。地面之上，则是三进院落，进入后宅必须通过三道大门。若遇特务搜捕，前院人员可按下报警器，后院人员则迅速躲入地道之中隐蔽。
在王超北情报系统的核心成员里，李茂堂的地位尤为关键。
李茂堂，生于1906年，卒于1953年，系陕西渭南人士。1921年，他踏入西安电报局开办的电信人员传习所，潜心学习电报技术。1926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1935年9月，因叛徒告密，李茂堂不幸被捕，并被押送至南京反省院。在此期间，中统局长徐恩曾派遣中共陕西省委前书记、亦为叛徒的杜衡，试图劝降李茂堂。最终，李茂堂转投国民党中统特务。
1941年，李茂堂受命担任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自兰州重返西安。他经王超北引荐，与中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建立了联系。自此，李茂堂以其特务身份为掩护，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政治及军事情报。
1945年春，中共中央要王超北去延安汇报工作。李茂堂也想去延安，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经再三考虑，认为秘密去不可能，只能明去。李茂堂找到胡宗南，以到延安打探中共召开七大后的动向为由，提出到延安搞中共高层的情报，得到胡宗南同意。8月，李茂堂以国民党中央视察员身份去延安，王超北以商人身份跟随。
王超北与李茂堂抵达延安之际，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以及罗青长等领导，纷纷伸出热情的双手，予以他们热烈的接待。李克农紧紧握住李茂堂的手，热切地欢迎他重返队伍，重归故里。随后，王超北与李茂堂向中央全面汇报了西安情报处在过去数年间的工作成果。李茂堂态度庄重地提出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在毛泽东的批准下，李茂堂得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误导国民党，党中央将中共七大的文件《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以及中央对时局的政治立场等相关文件，委托李茂堂带回，假扮成在延安搜集到的共产党“情报”。胡宗南与祝绍周均对李茂堂的勇敢行为予以赞扬，此行为更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王超北情报系统不仅为中央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情报，而且在西安解放前夕，它还肩负起接管准备和策反工作的重任。在策反军统特务实现起义的过程中，李茂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军统陕西站组长任鸿猷，将他所掌握的全部档案资料完整地移交给西安情报处，并毫无保留地揭露了他所知晓的军统特务的潜伏情况。西安情报处因此基本掌握了陕西省内军统特务的分布和活动情况。西安解放之际，李茂堂向公安部门提交了一份超过6000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名单，为西北地区消除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李茂堂的再次入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当时的外勤人员有四类：首先是各阶层中的进步分子；其次是脱党成员；第三是特务分子；最后是自首变节者。针对不同类型的成员，文件详细规定了各自的入党考核标准、考验期限以及发展流程。其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需经过西北局社会部的推荐、西北局的审核以及中央的批准。这一举措有效拓宽了中共情报系统的覆盖范围，并吸纳了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03、军委二局破解国军密码
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依托西安的地下情报网络搜集情报；另一方面，我们借助军委二局的技术优势，对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进行监听和破译，以确保获取最直接、最具体的情报。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的电台设备，开始建立通信联络。1932年10月，红军总部建立军委二局，负责监听和破译敌军密码的工作。此后，军委二局就成为中央的耳目，在长征中，毛泽东紧紧依靠军委二局，不断破译各路军阀围堵红军的电报，掌握了各路国民党军动向，才能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围堵中左绕右转，四渡赤水突出重围。毛泽东感慨地说：“有了二局，长征仿佛有了灯笼照亮夜行之路。”“若无二局，长征之艰难，难以想象。”
在解放战争阶段，军委二局之所以能成功破解国军加密通讯，并有效应对其密码更新，主要得益于在抗战时期，中共情报部门早已掌握了国民党密码系统的信息。
在抗战年代，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国民党方面向延安派遣了三位联络参谋，均受国民党特务首领康泽的直接领导。他们的使命并非协助共产党抵御日军侵略，而是秘密收集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位联络参谋减少至两位，他们入驻边区政府交际处，自此成为了国民党在延安公开的情报人员。
交际处的职责涵盖了统战与外交事务，并负责接待贵宾，诸如延安美军观察组和前来访问的民主派人士。然而，近期新增的两个国民党特务使得工作压力倍增。为此，边区保安处伸出援手。王再天被任命为交际处的秘书，刘坚夫队长则担任科员，杨黄霖则出任招待科的指导员，他们指挥着一支由十几个服务员组成的团队，对这两个特务进行严密监控。边保处将这两个国民党特务的每一个动作都纳入了严格的监管之下。
这两位联络参谋随身携带电台，频繁进行秘密通讯。军委二局负责技术侦察的干部将监听设备隐蔽于杨黄霖的窑洞之中。然而，他们所采用的密码级别极高，始终未能成功破解。边区保卫部试图获取密码手册，但那两位人员警觉性极强，外出时总是将密码手册随身携带，我方始终未能得逞。
久居延安，那两位参谋察觉到交际处的关照愈发周到，不仅伙食日渐丰盛，还被邀请参加延安的舞会。显然，共产党已将他们视为自家人。随着心情的逐渐放宽，他们不再随身携带那本密码本。
一日，交际处特地邀请他们两人前往郊外的杜甫川游玩。他们离去后，边保干部立刻进入屋内搜寻密码本。杨黄霖敏捷地打开铜锁，从箱中取出密码本。当年在延安，复印机和照相机都极为罕见，厚重的密码只能依靠笔迹进行抄录。两位联络参谋在风景如画的郊外流连忘返，沿途边区保卫处的密哨依次传递，如同烽火台般通报他们的行踪至交际处。然而，密码尚未全部抄写完毕，他们便不得不匆匆返回，迅速恢复原状。
数日之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出面，盛情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并观赏戏剧。两位联络参谋欣然应允，前往赴宴。与此同时，这边的工作也迅速展开，紧急开锁抄写。为确保时间充足，还特地召集了数位通讯领域的专家。其中，黄彬曾在军委三局学习报务，一直怀揣破译国民党密码的强烈愿望。在抄写过程中，他激动得手抖不已，由于密码过长，历经三次才得以完整抄录。凭借这部至关重要的密码，延安成功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之间的全部秘密通讯情报，并深入研究了国民党密码变化的规律，真正实现了知己知彼。
在解放战争的开端阶段，国民党的军队部署了一场全面攻势，而我军正急切地试图破解其作战密码之际，遭遇了不测。1946年5月，在东北的四平保卫战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的科长王继芳背叛了我军，投向了敌方。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曾历经长征，毕业于延安抗大。随林彪赴东北后，他升至民主联军作战科科长之职。1946年5月19日，在国民党军对四平发起攻击时，王继芳发生了叛变。他的背叛对我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携带了众多机密文件，向敌方透露了我军各部队的具体情况。在我军从四平撤退至公主岭地区时，国民党军以多路并行纵队，乘坐汽车和坦克对我军实施了迂回包围。国民党军的行动显得异常大胆自信，甚至敢于孤军深入，与以往谨慎的战术大相径庭。大家对此感到困惑：国民党为何突然改变策略，如此猛烈地追击我们？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叛徒王继芳所引发的恶果。国民党当局授予王继芳少将军衔，并安排他在军统特务机构工作。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之际，毛人凤抛弃了这位叛徒，王继芳不得不隐匿行踪。重庆解放后，王继芳被人民政府捕获，并被押送至四野总部所在地武汉。1950年，他在公审后被判处死刑。
恰在1946年8月，中原军区司令部第三处第二科科长甄俊儒在参与中原突围时不幸被俘，随即变节投降敌军。他向敌方透露了我方技术侦察工作的规模、组织架构、侦控范围、破译技巧及方法等核心机密，致使敌人废弃了现有密码，转而采用新型密码，给我方技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甄俊儒在国民党军释放后，复返山西三交军委第二局，其叛国行为终被揭露。1947年11月24日，军委第二局举行了干部大会，会上对甄俊儒的投敌叛国罪行进行了严厉声讨，会议结束后，甄俊儒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这两个叛徒使国民党方面了解了我军破译工作的秘密，及时更换了密码，致使我军侦听破译工作一度受阻。为应对这些变化，我方及时调整策略。1946年6月，军委二局负责人向军委领导汇报工作，首先反映了敌人密码的重大变化：军事作战电报普遍采用了更长的表码，并使用了极其复杂的去本和来本；此外，多种密码同时被废除。军统局的密码底本采用了多层角码，其复杂程度较以往更甚。国民党在保密方面设置了三重防线：首道是暗号，次道是乱数表，末道则是底本。这些措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体现在：条件异常严苛，我们电台数量有限，只能抄收到一小部分电报；加之表码加长，回传次数减少，甚至无法回传，使得破译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即便有时能够回传，也因为暗号变化频繁，难以充分利用。
为此，军委二局向中央提出两点建议：首先，建议强化二局的人员配置，恳请上级同意从延安中学和师范学校选拔160名学生加入二局，其中一半负责学习无线电技术，另一半则专注于密码破译；其次，提议严格机密管理，要求将王继芳叛变事件引发的敌方密码剧变以及由此给二局带来的严重挑战，通报至各军区首长，并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此外，今后在传递二局情报时，应尽量限制传阅范围，使用情报时切勿泄露其来源，以防止敌人获取相关信息。中央对此提议均表示同意。
二局同仁勇攀高峰，砥砺前行，成功破解了国民党通信网络。1947年1月13日，在中共中央部署延安机关转移之际，朱德、任弼时莅临安塞军委二局检查指导。任弼时在讲话中盛赞二局业绩：“二局的历史跨越十五六年，成就斐然；为人民事业、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你们虽默默无闻，但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巨大，鲜为人知。请相信，党中央深知并重视你们的贡献。”“未来，希望你们继续安心工作，加强团结，充分发挥党的情报作用。情报工作如何体现？我以内战时期一例说明。当时我们在白区作战，条件不如苏区，敌人意图绕后围歼。得知情报后，我们迅速前出，成功击溃敌人。可见，你们的工作成效难以用数字衡量。长征时期亦如此，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党中央正是依赖二局的情报支持，令敌人疲惫不堪。尽管敌强我弱，但我们依然不屈不挠。故而，战争胜利不仅取决于战士们的英勇奋战，还在于我们对战况的准确把握。有了详尽的情报，指挥员方能作出明智决策。你们的工作正是指挥员决策的依据。‘勇敢、侦察、决心’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每场战役的胜利，都离不开你们的辛勤付出。”
04、蒋介石强调保密。
在国民党军队策划对延安实施重点进攻之际，军委二局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第一科紧密合作，倾尽全力，确保为延安的防御战提供坚实的情报支持。
自1946年11月初起，我们陆续揭露了蒋介石、胡宗南及青宁“二马”针对延安的进攻策略，继之破译了国防部、胡宗南、青宁“二马”所使用的8种密码，从而获取了500余份关键情报。一、在战役酝酿和策划初期的预报约20份，如防区调整、序列配置、招募士兵、升级装备等。二、在战役组织与准备阶段的中期预报超过151份，涉及敌方兵力调动、防御布局、实力增强、军事测绘、桥梁路修、线路架设、战术研究、缩小包围圈等方面。三、战役临近阶段的近期预报约130份，涵盖敌方高层指示、中层会议安排、规定遵守事项、行动序列部署、任务目标授领、侦察路线选择、向导挑选、指挥关系配置、作战方法制定等。四、战役实施阶段的临战预报约140份，包括敌军行动部署、作战指令、攻击目标、兵力部署、行进路径、梯队配置、攻击态势、搜索警戒、临时工事建设等预案。五、战况报告超过50份，记录了每日战况、进展、战果、损耗、伤亡、工事建设、警戒阵势、弹药基数、兵力状况、敌情侦判等信息。这些情报与西安方面送来的信息相互印证，确保了中央军委在保卫延安直至最终放弃延安的过程中，始终能准确把握局势，为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与党中央决策留在陕北，军委二局遂兵分两途。其中，大部分人员，在局长戴镜元的带领下，跟随中办主任杨尚昆渡过黄河，前往三交镇的后方委员会履职。而留下来的60余名技术精湛、保障有力的骨干，则由胡备文率领，随中央一同行动，他们被称为“昆仑纵队”第二大队，内部则简称为“军委二局前梯队”。
“昆仑纵队”二大队肩负的使命，便是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输送技术侦察情报，对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等国民党军各部实施全方位监控。该敌军共有34个旅，每个部队的电台均需纳入监控范围。然而，二大队仅有40名技术干部，任务的繁重程度不言而喻。尽管如此，二大队全体同志团结一心，勇往直前，不畏艰辛，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国及西北战场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及时、精确的情报支持。
在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监听和技术侦察工作格外重要，只有及时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才能保证中央获得及时准确的情报。这不仅关系到中央的安全，而且决定战争指挥的决策能否正确。1947年3月16日，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首长及参谋长。要求加强对敌军密码资料、电台的收缴、上送工作，指出：
近来，敌人的密码质量日益提高……其使用方法亦更加科学，渐渐趋向于一报一密，无限乱数。因此，对我们二局造成日益困难的工作条件……而各方面给二局以帮助和工作上的配合，也就十分必要。军委特规定：
（一）各野战军参谋长于每场战役发起之际，务必指派一名专责参谋奔赴前线。该参谋在战斗结束后，需负责搜集敌方所有密码、底稿、乱数、表格以及往来电报、报告、指令文件、图表，乃至电台、测向设备等。在战役筹备阶段，相关信息需层层传达至连队，并要求各级指挥官重视并协助收集此类文件与设备。尤其在攻城作战中，敌方此类文件和设备数量尤为众多，各野战军参谋长更需给予特别关注，确保搜集工作的周密与高效。
（二）一旦野战军在搜查中获取此类文件或器材，尤其是密本，应立即指派得力人员将它们送至军区。若该军区设有二局，则直接交由该局进行分析研究；若未设立二局，则应将这些材料转送军委二局处理。
（三）凡设有二局机构的各军区及野战军，该级参谋长需对二局的工作进行全方位指导，并对工作人员的教育、保护承担起绝对责任。特别是在作战与行军期间，对二局的安全防护尤需给予高度重视。无论遭遇何种状况，均应严格禁止将二局人员疏散或外寄。对机要人员亦应采取相同措施。
在转战陕北之初，中央依据对胡宗南作战计划的掌握，预判胡宗南意在延安东北部寻求与我军决战，遂指令二大队密切监控胡部电台的动态。二大队自杨家园子组建伊始，便遵令迁至马家沟，以接近野战司令部。3月23日，通过电台侦听，我们获知胡部整编第1军31旅正从延安北上，已抵达拐峁、刘家沟一带，预计24日将抵达我军预设伏击区青化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敌人并未如期而至。彭德怀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情报可能出错，但从电台中并未截获敌军调整计划的电报。原来，敌军在原地补给了一日。夜间，敌军行动的电报陆续传来，最终进入我军的包围圈。青化砭战役仅耗时一小时，便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军31旅。此战，乃二大队所立下的首功。
3月28日，二大队复归原编制，启程前往中央新设驻地——慕家河。队伍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每日行程达180里，最终按时抵达。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亲至山口迎接。汇合之后，中央纵队随即向西北方向进发，首日行军里程便达120里。鉴于形势紧迫，部队不得不持续行军，导致二大队无暇进行架线作业。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军在遭受损失后迅速更换了密码，我方破译工作遭遇重重困难。而彭德怀那边因情报来源中断，焦急万分。
为挣脱敌人的持续追击，中央纵队二大队的战士们毅然克服重重困难，日以继夜地行军，夜晚则借着油灯的微光，全力以赴地进行密码破译工作。他们最终战胜了青化砭战役后敌人所采用的密码失效带来的重大挑战，在羊马河战役爆发前的五天，成功破解了敌军新启用的密码，获取了胡宗南、刘戡以及135旅之间的核心通信情报。这使得我方得以掌握135旅的行进路线、每日位置及其警戒状态，为羊马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完全满足了战役指挥的迫切需求。
每当敌军遭遇一场败绩，便会更换密码，这使得我军的破译与解码工作变得尤为紧迫。西北野战军果断决定对胡宗南的后方基地蟠龙实施主动攻击，旨在切断敌军的粮草供应，迫使敌军撤退。周恩来同志与胡备文进行了深入谈话，向他下达了三天内破译敌军密码的紧急任务。二大队的五部电台齐心协力，密集接收国民党军两个军、六个师、十几个旅的通讯电报，通过对这些电报的分析，探寻规律，并成功在三天内完成了破译任务。西北野战军因此取得了陕北战役的第三次胜利。
破解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成为了我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借助监听手段搜集情报的另一个关键所在，则在于国民党军方的保密观念极其薄弱。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一直在监听国民党军方面的通讯。张灵甫的整74师与邻近部队联络时，就用无线电报话机直接联系，甚至有时就用明语。这就使华野及时掌握了敌军的动向，为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证。时任国防部保密局研究室主任的魏大铭抱怨道：“整编师，本应是胜利复员后新组建的精锐部队，人员配备充足，装备美械，战斗力堪称强大。其通讯装备，规定应配备美制SRC284无线电报话两用机。然而，这些电报机却缺乏必要的保密装置（保密器系机密装置，美方未向国军提供），我们国军的通讯观念依旧停留在老旧层面，只知道传递信息而忽视了保密。因此，这些无线电报话机分发到部队，无疑成了向中共输送情报的便利工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得以从容布下陷阱，诱使国军深入其中。即便整编师实力强劲，最终也难逃被四面围困而覆灭的命运。我们无法指责美军是否有意为之，但国军将领的无知，误用无线电通讯，无疑暴露了中共的智谋胜过一筹。”
事实上，国民党军方误以为解放军装备较为落后，且缺乏保密观念。对此，蒋介石深感愤怒。1947年4月24日，在国民党将领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他对此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强调。
首先，密码在通讯过程中被泄露，历史上我军多次军事失利，便是因为电报密码的遗失。即便更换了新的密码，无线电通讯依然被随意使用，使得所有通讯内容毫无机密可言。如今，各级指挥官下达命令时，多依赖无线电报和电话，误以为自己的密码足以保障安全，却不知所有机密早已暴露无遗。我军不仅对命令传达漫不经心，对私人行动的透露亦然，诸如何时出发、行李送往何处等细节，皆公之于众，敌人自然能轻易推测我军动向。一旦一团行动被敌人侦知，整个旅或师的行动便难以隐藏。这反映出我们将领对通讯重要性认识不足，随意泄露了机密。此外，高级将领对通讯机构和人员的管理疏忽也是原因之一。通讯人员常利用无线电自由通话，甚至相互告知次日行军时间和目的地，他们自认为这些信息无关紧要，却不知敌人每旅每团都设有专门的窃听人员，只要捕捉到我们通报人员的任何线索，便能推测出我军的整体行动。
蒋介石言辞愈发激昂，随即以解放军在保密工作上的严格态度，对众将领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诲：
当前存在一种广泛的误解，认为通过密电码和无线电通信可以达到极高的保密性，不用担心敌人的窃听。然而，这种观念是极其错误的。一旦敌人掌握了我们的一套密码，并了解到我们的加密和解密方法，他们就能以此类推，推断出其他所有通信方式。这样，任何电报都有可能被他们破解。因此，共党在平时极为小心，严格保管密码，防止落入敌方手中。例如，郝鹏举投诚于共党，归陈毅指挥已有一年多，他向陈毅索要密码。但陈毅不仅没有给他自己的密码本，反而要求郝鹏举提供密码。这正是因为共党深知密码的重要性，一旦某种方法被泄露，其他方法的安全性也将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共党对保密工作的重视程度。然而，现在我们的密码已被大量泄露到共军手中，无论我们如何改进密码编制，都难以避免被他们推算出来。这样的密码还能被视为绝对机密和可靠吗？因此，大家必须转变思维，认识到这一点。
05、魏大铭在延安部署电子监控。
为强化胡宗南在陕北战场的通讯情报工作，蒋介石于1947年4月特地派遣国防部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前往延安执行任务。
魏大铭，生于1907年，逝世于1998年，系上海人士。1921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电报学堂，随后在电报局及港口领航船上从事电台工作。北伐战争时期，无线电专家李范一于上海南洋大学创设无线电人员训练班，魏大铭遂成为李的门生，并投身北伐军，担任总司令部电台台长。1933年，他加入戴笠在杭州创立的军统特务机构，负责主持无线电训练班，进而成为军统电讯部门的负责人。魏大铭自诩凭借自身才能谋生，从不依赖人际关系。尽管业务能力卓越，他却性格刚烈，不拘小节。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开始重视对日军密码的破解工作。1942年，美国海军梅乐斯上校抵达重庆，旨在搜集气象资料以支援太平洋海军的行动，并与军统局展开合作，共同发展中美合作所。该所内设有六个小组，其中三个小组负责气象通讯与侦测，魏大铭积极参与其中，并向美军学习先进的电子技术。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期间，为军统留下了十二架顶尖的电子测向机，为国民党军队构建电讯侦测情报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魏大铭抵达延安时，携带着美国最新型的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并带领操作人员组成一支分队。这支分队被分配给了胡宗南指挥，负责对共产党电台的信号进行测向和监听。他们的使命是力求精确确定陕北共产党各级指挥部的具体位置。
魏大铭回忆道，当时国防部保密局已全面启动了对共军的监听工作：“我们失去了中共的密电情报，迫使我全力以赴开展侦测情报工作，即通讯分析。幸运的是，军统局中美合作所仓库中恰好有十二架未启封的DAB-3短波测向机，这是美海军研究开发的尖端设备，是侦测情报的得力工具，由第二厅长兼保密局长郑介民亲自批给我。我随即在南京、徐州、西安、北平、绥远、兰州、重庆、汉口、青岛等地分别搭建并投入使用。同时，对日本军队遗留的残破测向机进行修复后，又在郑州、延安、保定、太原、沈阳、济南、蚌埠、清涧、九江、张家口等地进行部署，用于测量近距离信号，与DAB-3相互配合，对整个中共军队实施有效侦测。这种电讯侦测情报对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具有重大作用，能够掌握中共军的战斗部署，包括驻地、指挥系统、兵力规模、部队动向，并通过观察其通讯是否繁忙、联络是否有变更，来评估其军事行动。”
魏大铭陈述道：“在西北地区针对共军的电讯侦测任务，主要由西安工作队及一台DAB-3测向机承担。我则陪同五位侦测专家，并携带一台美制DAG LOOP测向机（适用于地波探测，适用于近距离侦测）以及数台收报机前往延安执行任务。当我首次向胡长官汇报共军情况时，正是在他的窑洞办公室。我推测彭德怀的总部位于延安东北方向的榆树峁子，这一判断引起了胡将军的浓厚兴趣，似乎与他的判断不谋而合，他随即下令迅速采取行动进行袭击。遗憾的是，由于部队在执行参谋常规程序时有所延误，当我们派出一个团进行搜索性攻击时，已经错失了最佳时机。”
国民党的侦测与测向策略，采取的是一套层层递进的网络布局：一个主台辐射出三至四个纵队支台，每支台再分设二至三个分台，这种结构稳定，易于识别其战斗序列。一旦确定各台的具体位置，便能迅速锁定主力的位置，这无疑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情报。胡长官的目标便是寻找到敌军主力并予以击溃。我个人的判断是，敌军的主力很可能分布在瓦窑堡、绥德、吴堡这一线上（其中吴堡是黄河边上的重要渡口，是通往山西的要道），然而具体用兵之道，非我所长。记得有一次，第29军的刘戡军长缴获了一份油印的共方通信联络表，经过与郑明经一组对照呼波和番号，发现只有一个共台被侦测台误判为特种部队电台，实际上是共方指挥所的电台，其余信息均与情报相符，因此这份情报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国民党军队部署了电子监控系统，然而魏大铭一有举动，中共中央便能迅速掌握相关信息。1947年3月23日，周恩来向各战区首长紧急通报了这一情况，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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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确切情报，蒋敌目前装备有用于测定电台方位和位置的设备，这些设备分为固定和移动两种。固定设备通常安置于较远的位置（例如南京、上海、徐州、郑州、济南、西安、北平、长春等地），其侦察结果较为精确；而移动设备则可安装在飞机或汽车上，便于测量近距离。两者均采用交叉侦察法，有助于快速锁定目标。然而，由于小电台的电波较为微弱，辨识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在作战部署阶段及战斗进行中，建议避免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或者将司令部原有的大型电台转移至安全位置，转而使用小型电台进行通讯，并由大型电台代为转发，以误导敌方。
06、 中央委员会与山西后方工作委员会的通信联络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为了保护中央的安全和保密起见，周恩来、任弼时决定中央使用小功率电台，发出的电报由彭德怀的电报转发到山西、河北。这就需要转移到山西的中央机关干部们发挥中转作用，并向陕北的中央转发各战区的电报和情况。于是，中央指示叶剑英、杨尚昆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组建后方工作委员会，军委二局后梯队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提供情报保障，杨尚昆主持了这一段的工作，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但是，中央又急需加强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后方工作委员会的电台通报后，5月1日，中央决定：在叶（剑英）、杨（尚昆）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方工作委员会的转报大台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对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剑英）杨（尚昆）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联络电报分为几类：少数是同中央直接联络的，大多数经由中央后方大台转报，为了求得迅速，有些直接收转，有些由后委台译转。中央还电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涉及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紧急重要军政、特殊情报，需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向蒋管区有关密台通报，由你们自行决定。”
搭建电台，搜集敌情，这不仅有助于中央机关高效运作和科学决策，更充当了中央的敏锐触角，全力保障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这是后方工作委员会肩负的关键职责。
杨尚昆回忆道：抵达三交镇后，军委二局遭遇了诸多难题。电源缺失，导致电台无法正常运作。人员被分成三批，其中一批驻守河西前线，另一批远赴河北，技术力量因此分散。陕北则将部分机器藏匿，组装与维修过程中屡遇短缺。转移途中，侦察电台被迫暂停服务。在这段时间内，敌方更换了密码，给我们的跟踪侦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面对这一困局，我们与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诤商议，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并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我们挑选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方严密监视下，成功取回藏匿的器材。利用废旧马达进行改装，我们自主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补充人手不足，我们采取以老带新的方法。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至4月下旬，我们已在三交镇的山沟里设立了8个通讯电台。这些电台能够与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以及国统区的相关密台建立联络，我们随即向中央纵队进行了汇报。
此外，我们承担着梳理、通报及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作战经验的职责。进入4月下旬，为统一全军报道口径，军委下达指令，自5月起，内部实施通报机制，对外则发布战报。鉴于中央纵队人手紧张，汇总、整理和分类研究各类资料的重任便落在了后委的肩上。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资料，编辑出版了《敌情汇编》、《敌情综合》和《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内容涵盖蒋军的战略战术、正规部队与非正规部队、特种兵以及后勤机关、院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要领导干部姓名及工作状况，以及各部队的作战特色，为全军各指挥机构用兵提供参考。在外事处王炳南的指导下，同仁们还整理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汇编成涉及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的专题材料，上报中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叶剑英与杨尚昆执掌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在陕北中央与外界之间扮演着中转与协同的角色，为毛泽东同志指导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向西安及陕北的情报工作人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积极行动，打击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监听测向活动，以确保陕北中央的安全，并消除潜在隐患。不久，魏大铭便收到了报告，称他的监控系统能够出现故障。
魏大铭回忆道，他设在西安的监控设施于1947年5月遭受了袭击：我们位于西门外大校场的DAB-3测向机，紧邻城墙，原本是军事基地，其旁便是机场。自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建成后不久，有一晚，暴徒数人趁夜色袭击了测向机房屋。当时我身在南京，据测向台报告，他们听到匪徒已逼近，高呼活捉台长，幸好被卫兵击退。然而，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及机要室主任王微对此事缄口不言，只是加强了警卫措施。在我看来，此事非同小可，对方显然已经掌握了DAB-3的重要性，意图活捉台长。他们必定事先探明了测向台的警卫力量和位置，并选择了合适的时机进行突袭，并有外部接应。这无疑是中共精心策划的大胆行动，行动自如，甚至无视了西安绥署的防卫，这让我深感震惊。
07、我军捕获国民党清涧测向台
1947年九月，魏大铭重返延安，其目的是强化陕北的情报与监控体系。在延安北部王家坪，他部署了一台日式中程测向设备。胡宗南亦派出一支小部队，护送另一台日式测向机至清涧进行架设。此外，在延安附近的拐峁镇，又增设了一台短程DAG测向机。通过此举，延安以北二三百公里范围内的共军无线电通讯均被我方监听，每日收集的情报成为延安指挥所参谋长薛敏泉手中的宝贵资源。胡宗南与薛敏泉均坚信，凭借这些电讯情报以及国军的强大兵力，未来战局将为我方所掌控，全胜可期。
但是突然发生了特殊变故。清涧测向台工作了3个星期之后，10月10日解放军发起清涧战役，清涧有守军一个师，但解放军用了两个纵队的兵力，一天就打下来。当天下午国民党援军开到，又把清涧收复了，仅失守8个小时。不久被俘的官兵有被释放回的，有逃回的，就是测向台人机没有下落。魏大铭在延安，直觉这是中共的缜密计划，目的就是要俘获他的侦测台。虽然胡宗南和薛敏泉都避讳谈及此事，但是魏大铭说：“自那之后，中共在无线电通讯保密方面采取了越来越复杂的措施，这些都是针对我们的侦测技术所出的高招，给我们的工作增添了诸多困难。而且，中共对他们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能够有效规避我们的侦测，确保军事秘密不外泄，这在军事安全上远超国民党军。”
08、周恩来加强通讯保密
我方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当时陕北战争处于关键时刻，国共情报斗争也异常紧张激烈。我军内部出现了泄密情况，中央机关已转移到葭县，彭德怀正在指挥与胡宗南主力决战的沙家店战役，在此期间要特别注重保密工作。1947年9月1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重申情报保密办法的指示，并电告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以及朱德、刘少奇、杨尚昆、李克农。电文具体规定了密件销毁、伪装或代码传递、密件限人传阅、电话防窃听、新闻保密办法等一系列工作原则。电文如下：
近来我军对情报保密工作渐趋松懈，致影响我情报工作甚巨。现由情报反映，胡宗南被俘士兵从我军逃回去者竟亦知我军能猜译其通报密码。为克服此严重现象，兹再申情报保密办法如下：
一、二局（亦称二科或七科）的首要职责便是确保信息的绝对机密性，非相关人员严禁泄露工作内容。所有文件资料必须妥善保管，对于经审查认定无用的资料，必须予以彻底销毁。在向相关方传递文件时，应尽量采取伪装或使用代号的方式，通信人员需经过严格挑选。局（科）的驻地进行严密伪装，严禁闲杂人等随意出入，严加防范盗窃行为。局（科）内的干部应定期接受保密教育和自我检讨。
二、各中央局及司令部在处理二局（或科）的文件时，须向同级别的相关部门进行汇报，仅允许对原文进行修订，将其编入汇报材料，限定特定人员传阅，并在规定期限内收回，严禁将原文直接抄送或传阅。即使在首脑部门内部，传阅原文也需限定人员和时间，由机要参谋（或秘书）负责传递，确保不积压、不滞留，严格防范遗失。向下级发布命令或指示时，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严禁直接引用原文，并需适当进行修改，特别是涉及敌情通报时，更要进行改编以掩盖真实内容。从中央局到司令部，各级干部严禁在工作无关的情况下随意谈论此类事项，即便在工作讨论中，也必须注重保密，严禁无关人员知晓，特别是要防止闲杂人员有意或无意中的窃听。在电话通讯中，无论是我方情报还是敌方情报，都应使用代号，严禁透露情报来源。进行机密通话时，应要求电话员回避。负责保管此类文件的机要人员，应定期检查存档材料，并负责及时销毁。
三、在各地的新闻报道、评论性言论以及负责人的报告中，均需恪守保密纪律。除非通过正当途径同时获取，否则严禁直接引用二局（科）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关于敌人预定行动和意图的内容，更是严格禁止引用。
四、各级情报部门所获取的机密情报，亦应遵循上述各项原则进行处理。
鉴于敌人连遭败绩，其警惕性日渐增强，机密工作亦愈发严谨，特别是在密码编制与电台控制方面，漏洞已显著减少，这无疑使得我们的侦查任务愈发艰巨。与此同时，我全国性的反攻已拉开序幕，战争逐渐转向敌方领土，这对情报侦查工作的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恳请各位负责首长对此事给予高度重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以确保情报的及时收发，此事至关重要。
为确保陕北纵深地带的国民党军队被清除，以消除西北野战军向南推进的潜在隐患，彭德怀于10月初调动主力部队发起了延清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周恩来指示我野战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实施伪装策略，以此迷惑敌方，使其无法掌握我军动向。胡宗南凭借测向侦察判断，误以为共军主力并未在清涧一带，因而放松了戒备。我军趁敌不备，突然发起猛烈攻势，于10日成功攻克清涧县城，并全歼敌整编第76师近8000名士兵，生擒中将师长廖昂。此外，我军还缴获了国民党军队设立的测向站，并借助俘虏和设备，展开了我军的测向作业。
国民党军在各个战场连续遭遇失败，使蒋介石怀疑自己内部肯定发生了泄密事故。蒋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国防部第二厅长兼保密局长郑介民、国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和魏大铭，询问军用密码本分发使用情形。蒋问毛：“南昌的密码本如何递送的？”毛答：“是密封邮寄的（密封者，指用火漆印封）。”又问：“西安的密本如何递送的？”毛仍答：“是密封邮寄的。”蒋介石怒容满面，大声斥责说：“这样没有常识，密本失落到中共手中去了！”毛还分辩说，他与邮政局订有一个“最机密递送的协定，是可靠的”。蒋介石更怒，大骂毛：“枪毙你！”同时命令魏大铭迅速改进。魏大铭经过调查，改变了原来密码制作使用方法，“虽非真纯的一次一密，中共亦绝无破译之能力也。另外派专员投送密码本表至各剿共总部、绥靖公署，及再由各总部派专员分送到各部队，终于同年八月份起使用新密码表，已接近一次一密”。
九、王石坚情报系统的破坏与中共的应对策略
1947年9月，王石坚情报系统突然被国民党当局破坏，造成我地下情报系统的一次重大损失。这次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受的重大损失，给我党当时的秘密工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报被紧急送到周恩来的案头，密电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前来商谈。”这里的“孙”指的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这看似是一个喜讯，然而周恩来总理却对此勃然大怒，因为这封电报违反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可能引发严重的泄密风险。
此电报系余心清借助潜伏于保定绥靖公署的中共地下党员陈融生，经由北平情报小组的秘密通讯电台所传递。北平情报小组隶属于西安中心情报网络，堪称效率非凡、业绩显赫的情报机构。该小组情报来源已深入至国民党军队高层，所提供情报精准、时效性强、信息量丰富，且保密级别极高，屡获中央的高度赞誉。
陈融生身为北平情报小组的一员，其对外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的副处长。然而，与孙连仲等统战对象建立联系，并不属于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范畴。我党历来坚持严格的保密纪律，在敌占区域内，未经批准擅自建立横向联系是被严令禁止的。
周恩来在审视完那封密电后，即刻召集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指令他即刻发电报对北平情报小组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情报小组今后必须格外小心，严格遵循秘密工作的纪律，切不可轻率行事。为强化保密纪律并确保安全，周恩来下令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陈融生从北平调离，并责令直接责任者李政宣进行深刻反省。
然而，周恩来所忧虑之事，数日之后终究成真。竟有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名报务员，因与妻子争执而夜不能寐，于深夜起身，戴上耳机，窃听到了一处未登记电台的无线电发报。翌日，该报务员立即向上级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汇报了这一异常情况。
在中共中央辗转陕北的关键时期，对国统区情报的需求尤为迫切。为此，北平情报小组被赋予了搜集尽可能多的秘密情报与公开信息的重任。位于北平的秘密电台，每日需向中央发送电报，有时甚至持续长达七个小时。然而，如此长时间、高频率的通讯，极易遭受敌方特务的监听。
赵容德在接到紧急报告后，即刻下令将先进的无线电侦测台安装至美式吉普车上，随即启动了对北平的全方位、不间断监视。该侦测台系美国所赠，技术之先进在当时堪称尖端，凭借雷达技术能够准确锁定秘密电台的位置。电台侦测车迅速锁定，秘密电台位于王府井大街、南池子与北池子交汇的500米范围内，其发报时间大致在每日清晨6时左右。该区域人口稠密，许多院落中居住着多户人家，侦测车难以精确定位到具体的某一户。即便确定了某个院落，若直接进行逐户搜查，恐会惊动电台的操作者，从而可能导致线索的丧失。
以往锁定秘密电台位置主要有两种途径：首先，通过在特定区域实施停电，一旦发现电台信号在发报时突然中断，便可推断其大致位置；其次，在初步确定的区域里，逐一调查居民电费情况。那时，电灯和收音机是耗电的主要电器，而秘密电台的功率通常为50瓦或100瓦。若某户电费显著增加，那么他们很可能拥有电台。然而，这种方法难以直接捉拿到发报人员。要精确找到秘密电台的位置，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动用了擅长特殊技能的特务段云鹏，人称“草上飞”。
段云鹏精通轻功，身手矫健，能够轻松翻越屋檐。谷正文特地吩咐他每日清晨爬至可疑区域内的制高点，细致观察。数日之后，段云鹏终于有所斩获。他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里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该男子每日大约在6点10分准时点亮灯光，洗漱完毕后，便从床下取出一只木箱，将其置于桌上，并戴上耳机。然而，由于屋内之人背对着窗户，无法目睹他双手在桌上的动作。大约到了7点钟，他又将木箱重新放回床下。这样一来，北平的秘密电台便暴露无遗。
1947年9月24日的拂晓时分，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出其不意地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实施了紧急搜查。段云鹏悄然无声地攀上屋顶，彼时屋内灯光通明，屋中男子浑然不觉危机临近，依旧在继续拍发电报。待男子整理设备之际，段云鹏发出了抓捕信号。一伙特务破门而入，立刻将两对夫妇逮捕，他们分别是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及其妻子、译电员张厚佩，以及报务员孟良玉及其妻子、译电员李毓萍。令特务们喜出望外的是，在查获电台及未发出的电报稿件的同时，他们还从李政宣卧室床下的一只柳条箱中搜出大量电报原始文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我党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迹。根据党的秘密工作保密纪律，报务人员在接收情报并准备发送前，需将其转化为简洁的电报文稿；发送后，必须即刻销毁情报文稿和电报文稿。然而，李政宣并未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将本应销毁的文稿随意堆放在床下。正是如此，敌特组织迅速破获了我党北平地下情报系统，缴获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此外，李政宣等人在审讯中先后叛变，出卖了地下组织的秘密信息，成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遭受破坏的导火索。
李政宣被捕后，特务部门趁夜对其进行紧急审讯，他首先供述了董剑平等人。随后，特务迅速对董剑平、董肇筠、余心清等涉案人员实施逮捕。不久，特务再次进行突击审讯，董剑平在压力下供出了自己联络的情报工作人员。由此，保定绥靖公署内五位关键情报人员相继被卷入此案，纷纷被捕入狱。
案情之严重远超预期，众多国民党的高级及将级军官牵涉其中，致使保密局北平站不敢擅自处置，遂立即密发急电至南京。南京方面亦为之震惊，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迅速派遣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火速前往北平，并亲自率队飞抵现场，坐镇指挥审讯工作，同时部署后续行动，以期进一步扩大战果。
叶翔之抵达北平，即刻召集特务机关全体负责人举行会议，针对深挖、抓捕与审讯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敦促进一步扩大战果。李政宣揭露了北平贝满女中的田仲英，并提及了一位姓袁的中共党员。特务人员迅速行动，拘捕了田仲英，并在其住所搜获一张袁永熙的名片，旋即对袁永熙及其妻子陈琏实施了逮捕。陈琏乃陈布雷之女，而陈布雷曾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被誉为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子女及女婿因“涉嫌共党”被捕的消息，迅速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对此事高度重视，尤其是陈琏和袁永熙均为中共上海局直接领导的学运系统成员，袁永熙更是北平学运的领导者。此案牵连的众多人员接连被捕，这或许预示着国民党即将发起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接获陈琏被捕的讯息后，周恩来立刻拨通了李克农的电话：“这起案件由军统局策动，恐怕波及的范围颇为广泛，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请克农告知王石坚等人，无论是否有所牵连，都要迅速采取妥善措施，严格防范波及到其他两地。陈琏是我党秘密党员，与学运事宜有所关联，请罗迈通知钱瑛，务必严加防范，以免波及到上海学运。同时，请另行电告冯文彬，关注从解放区受训归来的学生是否面临牵连风险，希望他能慎重处理。”案情迅速蔓延，超出了北平的地域限制，波及了整个北方中共情报网络。
鉴于缺乏确凿的证据，袁永熙与陈琏均坚决否认自己为中共党员，李政宣亦无法对其身份予以确认。最终，鉴于“查无实据”，在蒋介石的批准下，陈布雷与叶公超出面担保，将袁永熙和陈琏二人释放，并下令陈布雷对他们进行“严格管束”。
紧接着，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行动开始了。1947年9月28日，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据悉，河北孙连仲部政治部主任余兴钦及人事组主任谢子延，于27日凌晨前被我国中央政府当局实施逮捕。”然而，报道中提及的两位人物，实为保定绥靖公署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与此同时，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及傅作义部队中，共有22位将校级军官遭到拘捕。
中共中央迅速获悉北平情报系统遭受破坏的消息。周恩来同志与任弼时同志随即向后方工作委员会的杨尚昆、李克农同志发出紧急电报。至9月底，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负责机要工作的人员召开会议，旨在深入探讨通讯、机要、情报工作，确保信息安全。会议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划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个部门。同时，会议还对通讯机要工作中的密码编制、使用与保管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北平秘密电台被揭露之后，西安的王石坚未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遂遭逮捕。王石坚的被捕，为中共情报史上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重大损失。
周恩来获悉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后，非常震惊。10月6日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的人脉追查此案破坏的真相，并探讨营救的可能性和方法”。针对西安第二台，他要求考虑撤退的可能性。同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康生、李克农，表示：“王石坚处境危急，生死未卜，请告知是否有其他营救途径。”
李政宣等人严重违背保密工作准则，无视保密纪律，擅自留存大量原始电报文稿。在被捕后，他们竟然出卖党的核心机密，此举直接导致北方地下情报网遭受重创。汲取这一痛彻心扉的泄密教训，周恩来毅然决然，决心对机要通信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1947年七月，在中共中央于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之际，周恩来与任弼时主持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机密通信会议，集中讨论了密码电台的改进以及通信保密事宜。与会者包括王诤、童小鹏、罗青长、李质忠等。会议深入剖析了当时密码通信的安全保密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决定由王诤领衔，率领军委三局本部，在山西临县孙家沟设立军委通信总台，配备充足的大功率电台。同时，在河北省平山县区域建立稳定的辅助通信基地，以支援总台的密码通信。此外，为中央前委配备了四部15瓦的便携式电台，以伴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同工作。各野战军及各根据地的军队亦配备便携式电台，与中央及中央军委保持通信联络。毛泽东与总前委、前线部队间的互通电报，以及中央军委与各部队间的电报往来，均由军委通信总台转接，上下两级便携式电台尽量避免直接联系。伴随毛泽东和总前委行动的便携式电台，在行军途中交替使用，紧急情况下实施间歇性关闭，以规避敌人的侦测和袭击。这种“前轻后重”的战时密码通信策略，旨在保护电台通信的秘密。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新的通信体系迅速搭建并投入运行。在小河村会议上，周恩来还特别指出，必须强化组织纪律，完善保密制度，并高度重视机要人员的配备及其保密能力。
10、共产党获隐蔽战胜利
王石坚被捕和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后，为防止国统区秘密通信网络再遭破坏，同时确保军台密码安全，周恩来又在葭县神泉堡和米脂杨家沟再次召开密码通信会议，进一步研究加强密码通信保密管理问题，提出了密码通信坚持两道防线的保密策略，即将国统区中共党组织和中央情报部使用的密码及通信联络通道，与军队电台使用的密码彻底分割。周恩来指出：“必须严格把控密码及电报编制、生产、传递、使用、管理、销毁六大环节，实现密码保密的关键在于人与科学技术的有机结合，在于科学地隐蔽其规律，切断其联系，使其无法被对比和反证。”他要求加强密码科学技术的研究，明确“如何确保密码电台的安全运行，防止泄密”等问题，并对机要人员进行定期的保密教育以及严格的审查。这一系列密码通信保密措施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赞许。
魏大铭回忆起此次破坏中共情报系统的案件，令保密局深感震惊。民国卅六年九月，北平成功侦破了共谍李政宣的秘密电台，并借此契机，一举破获了沈阳、承德、西安及兰州等地共谍电台，涉及共谍数十人。这些人已渗透至各地区的党政军及文化机关，获得了可靠的掩护。甚至北平与保定的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由孙连仲将军担任长官）内部有多人涉嫌共谍，而西安胡宗南将军总部的高级通讯主管亦为共谍。情形之严重，令人瞠目结舌，触目惊心。我党政军及文化各部门的千疮百孔，正是反映了共产党间谍活动的巨大成功。
当魏大铭知道戴中溶被捕的消息后，才知道胡宗南的机要部门早在中共的掌控之下，对以往的失败原因如梦初醒，真是捶胸顿足，痛心至极。他说：“戴君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早于民国廿一年由其同学陈南深兄（在第一师充教官）介绍来第一师电讯班充教员（班主任为王微，是机要室主任）。后即随军自安庆至天水驻军。至民国二十六年晚充西安长官部电讯班主任，任机要室主任兼无线电管理处长，在王微将军管辖之下。戴算是第二号人物，已是十多年的可靠干部，与王微兄交谊不错，亦接近机要室也。岂知我们于三十六年九月三十日破覆西安共谍电台时，发现戴某竟是共方情报员，又他的电训班副官竟是该共台的外交通员，真是不可思议。那么一切谜样的事故，都有所解答了。第一、西安DAB测向台的重要性，别人不会懂，他是交大电机系当然懂得。第二、我去延安，绥署指定戴某陪同招待，我们一切电讯情报工作的进行，他都清楚，中共当然同样清楚。故榆树峁子彭德怀总部事先逃脱，清涧测向台被俘，我们延安工作队之共俘同时间逃脱各事，戴某是内线。第三、戴某在西安绥署不但清楚全部无线电通讯，且可出入机要室，对于密码及军事消息，都是近水楼台。而在延安指挥所，亦可接近参谋处，对于军事消息，所知必多，有利于中共之军事，竟无可估量也。”
即便王石坚情报系统的被毁对中共的隐蔽战线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这并未对陕北战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沙家店战役的辉煌胜利，使得胡宗南在陕北的战略优势不复存在，迫使他不得不撤出延安。随后，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展开了关中战役，将战火引向国统区。在中共中央转移至陕北的过程中，周恩来、任弼时、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紧密指挥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和军委二局技术侦察系统，及时获取了国民党军的动态情报，确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并为彭德怀在陕北战场上的连串胜利提供了稳固的支撑。